[8]或过于强调立法或者基本权利位阶在解决基本权利冲突中的作用。

比如，司法机关人财物受制于地方，司法活动容易受到干扰。实践证明，我国司法制度总体上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必须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自信，增强政治定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要积极主动地回应现实中的具体法律问题，并且以获得解决具体法律问题的最佳制度方案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着力点。为了进一步阐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之间的辩证关系，充分发挥以德治国在管党治党和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中央政治局2016年12月9日就我国历史上的法治和德治进行第37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需要全社会法治观念增强，必须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司法制度也需要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和完善。三、习近平法治思想将民主集中制作为法治运行的内在动力机制 与西方资本主义法治理论和学说依托自然法的假说来推导法治价值的正当性基础和合法性命题，并且以三权鼎立权力制衡理论作为国家权力运行的动力机制不同的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始终不渝地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看待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并把法律制度的运行放在整个社会关系的体系中来观察其自身的运行规律，基于党性与人民性有机统一原则来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合法性基础和正当性前提，同时又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来有效地启动执政党依法执政的各项活动，保证国家权力相互之间协调一致地有效运行。

在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方面，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注国家生物安全法、民法典的制定工作，对国家生物安全法、民法典出台的重要意义都作了精辟的论述，成为这些领域立法工作的指导思想。一些黑恶势力杀人越货，不但没有被惩处，其头目反而平步青云，甚至戴上‘红顶，当上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基层干部，后面的保护伞很大啊。[21]See Victor H. Li, Reflection on the Current Drive toward Greater Legalization in China, 10 Georg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221-238(1980).同时可参见John H. Barton, James Lowell Gibbs, Jr.，Victor H. Li John Henry Merryman, Law in the Radically Different Cultures, West Publishing Co.，1983.值得注意的是，在众多的比较法著作中，绝大多数都是以介绍西方法律体系为主要内容，该书可谓别树一帜，它所体现的是一种文化多元主义的倾向，其关注的重心恰恰是与西方法律文化迥然相异的法律，包括中国、非洲、阿拉伯、印度等的法律。

但是，专政措施受到宪法的约束，专政只能有一个目的：捍卫国家的独立、维持既存的宪政秩序、保障人民的政治和社会自由。谈到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说，发现阶级斗争并不是他的功劳，他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二是中国的宗教缺乏超越性，没有欧洲那样的牧师群体，对皇权产生制约，而是内在的宗教，为现存秩序辩护，使其戴上神圣的光环，缺乏对政治权力的制约。与此同时，中国家庭企业未来的前途如何，如何做大做强，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但是，即使在这个方面，也不是众口一词，也有不同的声音。[11]See R. Unger, Law in Modern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78. [12]See Victor H. Li, Law without Lawyers, A Comparative View of Law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78. [13]参见[美]安守廉：《不可思议的西方——昂格尔运用与误用中国历史的涵义》，高鸿钧译，载高道蕴等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页以下。

秦统一之后，改封建为郡县，实施中央集权、分层管理的统治。西方法则是法律秩序的代表。东亚经济的奇迹虽然与形式理性的法律制度有一定的关系，但是真正具有特色的却是东亚的社群主义，日本公司的团队精神，韩国的集体主义，包括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在内的华人社会家族经济所体现的关系的重要意义。按照组织社会学，组织结构可以分为正式结构和非正式结构，正式结构和法律或组织规范相关，它建立在组织成员间的正式关系的基础上，是按照人们在组织中的地位建立的，最典型的就是韦伯所说的科层制的关系，它与人们之间的亲疏远近、熟悉程度无关，而是由法律或组织规范所确定的。

黄宗智教授以地方诉讼档案作为主要的研究材料，基于对来自四川巴县、顺天府宝坻县、台湾淡水府-新竹县的清代三地诉讼档案的深入考察，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清代法律制度的实际运作和清代官方表述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47] 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无产阶级专政也是和这些含义相联系的。特别是在危急情况下利用这种分权的制度去对付那些刻不容缓的事，就会贻误时机。因此，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与其把中国法的研究放在各种各样的带有明显意识形态烙印的法律与社会进化模式的框架下，不如以问题为中心，把注意力集中在什么样的社会关系适于用什么样的法律或非法律手段来处理。

[6]See Rene David (ed.)，The Legal System of the World: Their Comparison and Unification, Ch.1，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parative Law, Vol. II, Mohr Siebeck and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70. [7]See Csaba Varga (ed.)，Marxian Legal Theory, Dartmouth Publishing Co.，1992. [8]美国学者布迪和莫里斯指出，西方汉学家中，除了早期的少数人以外，绝大多数缺少法律方面的训练，或者对法律不感兴趣。在西方拥有话语权的领域，非西方国家要拥有话语权，往往首先要把自己的研究纳入到西方话语体系中，在这个体系中争得一席之地。

也就是说，中国人并不像孔夫子的意识形态表达的那样厌诉，实际存在着大量的诉讼，诉讼者并不像表达的那样是讼棍、刁民，而是普普通通、本本分分的老百姓，官府审理案件也不像表达的那样大都是通过调解解决，而是很少运用调解。[53]参见前引[11]，Unger书。

[23]参见[德]韦伯：《宗教与世界》，康乐、简惠美译，载前引[9]，韦伯书，第454页以下。[24]See Max Rheinsteir (ed.)，Max Weber on Law in Economy and Society, Ch.4，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25]See Yves Dezalay Bryant Garth, Law, Lawyers and Social Capital:Rule of Lawversus Rational Capitalism, 6 Social and Legal Studies 109-141(1997). [26]2007年以前中国为制定劳动合同法而对企业用工状况进行调查时发现，没有劳动合同的大都是这类家庭企业。中国法律与社会的进化，中国法律的发展路径正当与否也完全以这一模式为判准。见《马克思致约·魏德迈》，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32页以下。官吏是以个人资格通过科举考试被录用的读书人，他们熟谙儒家经典，却不具备行政管理的专业知识。虽然他声称这种组合只是描述性的，价值无涉，但是它们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法和其他法律文明都阻碍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只有欧洲产生了资本主义。

许多研究中国法的学者的献身精神是值得钦佩的，他们娶了中国的妻子，与中国文化耳鬓厮磨，与中国法研究事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中世纪教会法学家格拉提安(Gratian)明确地把专政状态和法律状态对立起来，提出必要之事无须法律的著名论断。

[11] 许多外国学者提出，不仅古代中国是如此，即使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这套传统仍然植根于社会的内在结构之中。制定劳动合同法之后，签约率逐年提高，但是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使许多家族企业由于劳动成本的提高而难以为继，由此引起劳动合同法实施效果的争论。

法律调整也是这样，有时强调契约的作用，有时又强调身份的意义，有时强调法律的自治性、普遍性，有时又凸显法律的非自治性和特殊性，它们完全决定于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决定于社会关系的结构和功能。美国学者史华兹说：‘父这一概念不仅关系到社会地位，而且还规定了某种被认为正确的行为方式，[34]否则就难免礼坏乐崩，僭越、造反，以下犯上。

当条件发生变化时，法律又会发生向相反方向的转变。一个方面涉及对中国模式的概括，传统中国社会是否一个法律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即使商人交易有合同，按照定式合同签订，但是当事人也仅仅把合同看作是订货单，没人注意其他条款。他将这种特征突出表述为实践与表达之间的背离。

[2]后来他对此作了修正，加上斯拉夫法系和犹太法系，从而形成七大法系的说法。当战争、动乱等造成的紧急情形发生时，元老院可以发布命令，执政官(有时也包括裁判官和护民官)宣告终止一切执法活动，法处于悬置和终止状态。

巴克尔认为，所有的宪政都有共同点，即它们都是对专横、任意的限制。中国执政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它不是社会上一部分人利益、某个政治集团利益的代表，而是全体人民利益的代表。

中国社会所蔓延的拉关系、走后门的不正之风，恰恰是关系一词的负面写照。厌诉与好诉，本来就是一个依时间、地点、条件而变化的问题，对厌诉不加分析做负面的评价，在一定时期、一定语境下可能有积极意义，但是经不住历史考验，今天西方用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解决诉讼爆炸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

它们之间不仅存在着在法律上公开的、透明的关系，而且存在着公司经理与政府部门主管、银行的主事人之间建立的私人关系。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必须建立一个遍及全国的组织。西方的宪政只是宪政的一种，即以美国和法国为代表的民族主义的宪政，除此之外，还包括国际主义的宪政即以国际人权公约为摹本的宪政，神学的宪政即把宗教的教义视为国家法律制度指引的宪政。把中国法研究放在西方各种法律进化模式中虽然具有参考价值，但终归是靠不住的，应转到以问题为中心的轨道。

当这些特征在当代西方法律发展中又重新显现，或在拥有这些特征的其他文明中创造出比西方更辉煌的成就时，它们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是已经在西方法发展路径中被固化了的法律与社会发展模式的危机。要推翻祖制，常常不得不托古改制，否则就没有合法性。

[53] 任何进化模式的产生都不是凭空的，都有一定的语境。这里涉及对孔夫子一句话的理解：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第二，当代西方的发展是否仍然能够按照这些模式解释。有时，这种对比性是以西方法的优越性为前提的，以此证明中国法的落后和缺陷。